静待花开春暖

静待花开春暖                                   

    立身讲台30年。当我1983年走出安徽师范大学时,这可能是个遥远得不能再遥远得目标,弹指间,已成事实。在中学语文教育这个领域“摸爬滚打”30年后,我感觉语文教学的门径,职业的幸福感,教育的真正意义,似乎到了这个年头变得清晰,变得通透。也许是因为年长了,看事体物有了点距离?或许是日积月累的努力,让自己真的成熟了?想到教育是农业的经典比喻,可能我们真的需要一份静待花开的心境:静待学生的成长,静待自己的成熟,静待职业岁月给予自己的那份回馈。

    花开必须静待。静待,不是袖手旁观,不是坐享其成;静待需要精心耕耘,潜心思考。在静待中,去关心学生不断变化的兴趣,寻找与学生共同的话语,研究学习的心理规律,发现每个有价值的教育元素。我一直以为教师需要像全科医生一样,对于关乎学生成长的事都要能拿得起,做得来;教师需要沉下心来,从头做起,从最低点做起,照今天时髦的话叫“贴着地面走”。

    我是一路这样走过的,在大学没学好心理学,做了班主任还真的很难胜任,从头研究便是我一段时间的日课,并且开始付诸实践。班会课就开始了我的高中生心理系列讲座:高一学习心理漫谈,高二心理效应面面观,高三如何解决心理焦虑。其实当时也没觉得这样做很重要,只是觉得班会除了布置工作和训训学生外,总得有点“干货”,总希望和学生离得近一些,而心理学本身也挺好玩的。不曾想二三十年后,毕业的学生们聚会时,已经记不得我当年语文课教了些什么,反倒常常想起我教的格式塔心理、紫克尼克效应……

    在大学没学过考试学,到了教学岗位,考试是家常便饭,却自己对考试理论全然不知,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学。20世纪80年代标准化考试刚开始不久,和当时同在小县城的曹勇军老师一起领受了县教育局给全县高中教师分析高考语文试卷的任务,我们按着考试学的理论,用最原始的方式做数据统计,编写出第一份对高考语文试卷的分析报告,还斗胆把报告寄给当时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组长章熊先生,不想章先生回了信,肯定了我们的做法,着实让我们兴奋良久。之后的岁月里,考试分析、试题评价成为我语文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几乎每年都会发表一两篇这类的文章。

     只要是关乎学生的事,我都乐意去做,即便是课堂之外的。中国首部传统节日主题系列微电影《家在情在,我的中国节》以及大型原创话剧《又是一个情人节》的出品人陆行根,是我教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现如今已经是深圳市数家文化公司的总经理、艺术总监,他提起自己的高中生活会很自然想到我的语文课,想到我领着他和一帮文科班学生办起当涂一中历史上第一个文学社——“望曦”文学社。那时,我们一起组织活动,一起油印文学刊物《望曦》……可谁知道当年随兴种下的籽,会结出丰硕的果。后来我调到马鞍山市第二中学,一如当初的热情,在20世纪90年代末首创了雏鹰文学社,办起了《雏鹰》文学季刊,每年春夏秋冬四季与学生相遇相守,一办就是十余年,这个社团和杂志俨然是学校文化中最具特色、持续最久的品牌和文化符号之一。

     我的一个省理科实验班的高材生,因为奥赛成绩突出被保送复旦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他在读研究生时却转向了文科,进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姚大力先生。他一直记得我和他一起研究古诗词中的“梅文化”,记得我向他推荐张承志和《黑骏马》,记得在理科尖子生的语文课堂里“顽强地”和他们大侃文学的世界……之后,他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费正清研究中心留学读博士后,一次在“人人网”给我留言,非常感谢对他的教诲,让他一直保持了对文科的兴趣,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我恐怕不是您的第一个去哈佛读书的学生,但估计去东亚系的应该就只我一个了。”读罢,很是欣慰。

    实际上,作为教师,我无意去改变学生的职业方向和兴趣爱好,只是做着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做的职业行为,坚守着学科的基本操守,鼓励学生去不断发现自我。每天,我的语文课堂的一个规定动作是学生上讲台进行5分钟演讲,话题从喜欢的一本书到向往的一个地方,从爱看的一部电影到关心的一个职业,从追踪的一个事件到崇拜的一个人物……坚持了前后四届十一年,学生轮流上讲台,从高一直到高三。他们以此作为展示自己的舞台,精心选题,认真做课件。其实,我也受益良多,他们列的书单成为我一度时间的必读书目,他们看的电影、歌曲是我业余的消遣,他们关心的事件成为我指导他们写作的素材,他们赏析的诗歌、名言充实了我的课程内容,而我更是在其中发现学生,充实自我,体会教育,始终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静待方能花开。耕耘讲坛三十年,静待中,我的课堂行走变得越来越自如;静待中,我的教学实践变得越来越灵动;静待中,我的教育理想变得越来越温润;静待中,我和课改一同前行,一同进步。

     敢于尝试,乐于探索,是我从教以来一直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多媒体教学开始流行,在许多人还在怀疑、指责的时候,我成为学校第一批实践者,并在全省现代化教育示范活动上展示,之后一直钻研课件制作,常常为年轻人作示范,给他们作专题报告,谈课件制作的策略。也时常因为有人夸我的课件做得精致而自得。新世纪初,开始提出研究性学习,一直记得2003年初夏,和十个同学一起做“关于马鞍山市构建李白文化的设想”的研究课题,作方案,去走访,作调查,写报告,近两个月努力,写成长达5万字的研学报告,做出精美丰富的课件,随后参加全省研学现场会并获省一等奖。为此马鞍山市市长批示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学生方案的可行性,政府部门的官员到学校与孩子们座谈,为他们专列“马鞍山文化之旅”夏令营,并且在全市展开“李白文化建设”大讨论,最终,该课题还获得了市政府特别奖。这些副产品是当初带学生一起实践时根本没想到的,然而这份经历让我获益多多,也让学生得到锻炼。多年后,这批学生相聚时,说到时总有一份由衷的骄傲。

   正是在高中语文新课程实验的各种名词的寻绎、实验中,我对语文课程的认识愈发清晰。我参与了苏教版两本国标选修教材《传记选读》《〈史记〉选读》的编写。每次使用到《〈史记〉选读》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总想在教学的安排上能够重新编排与整合,力求打通文言与白话,阅读与写作,历史与现实。每次开课前就要给学生布置一个研学的任务,课程结束后将学生的研修作业编成一本小册子,留给学生作为纪念。前后教了两届,也为学生编了两本研修作业——《拂去历史的尘烟》《经典,为你点亮一盏灯》。

    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简单生涯,静待,便特别需要定力与胸襟。当今的时代诱惑太多,尤其是当自己有了一点成绩后,机会接踵而来。有很多人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不离开安徽?其实不是没有机会,但我总觉得,当离开时如何去面对那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人?如何面对一直为我的成长提供机会的供职单位?就是因为说不出口,让我一次次与机会擦肩而过;再则,我也固执地以为总要有人在安徽为中学语文做点什么,也自信地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一方水土总会养育一方人。现在算起来,得乎?失乎?真的说不清,但我从没有因此后悔过。这份定力与执着,让我获得了一个普通教师可以获得的几乎所有的荣誉。

    当我逐渐有了点名声后,突然发现周围聚拢的人多了起来,青蓝活动、市导师团、市名师工作室、省中学语文教师发展研究中心……一个个名目不同的团队让我的圈子越来越大,但我深知自己前行的每一步都有同伴的相助相随,我也应该竭尽全力为语文的明天和他们一起奋斗:我可以放下手边重要的工作为徒弟修改课件,哪怕是几个标点;我可以半夜起来,为参赛教师的教学设计作修改;我可以连续四年几乎没有报酬,为母校本科生上《中学语文教材研究》课程;……这些,只为着前行的路上彼此不孤独。

    在一个似乎一切都可以速成速配的浮躁年代,人们似乎有太忙的步履,太多的倾诉,太紧的心境……静待,就变得难能可贵了。其实,静待是积累,静待更是蓄势,许多事情真的不需要那么着急。守着讲台,乐于播种,于斯看日出日落;守着校门,精于耕作,于斯听潮起潮落。

   静待是一种姿态,耕耘不辍,行动谦让孜矻;静待是一点自信,天道酬勤,内心圆融平和;静待是一份期许,全心坚守,面朝花开春暖。

(本文刊于《语文学习》2013年第12期“名师”栏目)

【转帖】吴非:十年回顾与忧思(三)

 我知道教育界一直有“教育官”和“教育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教育界会有那么多“吃教育”的外行。正是这些落后体制饲养的管理者把教育搞乱了。——许多教师富有爱心与智慧,很多校长很有责任感,也有些教育局长是懂行的,然而,管教育局长的那几个人很可能是不懂教育的笨蛋,——不但愚蠢,而且顽固不化,权势熏天。由于有这样的权力体系及“政绩观”,改革必然寸步难行,而浮夸之风大炽,一些违背教育基本常识的“经验介绍”与“学术发现”层出不穷。有些校长不学无术,却什么牛皮都敢吹,欺世盗名,败坏了教育界的风气,也败坏了课改的名声。与此同时,为追求升学率而不择手段,违背教育精神,突破道德底线的反教育行为不断出现。


 之所以形成浮躁之风、出现反教育行为,和现行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关联。缺乏监督与批评的官僚体制要的只是“政绩”,因此必然违背教育规律,给浮夸浮躁之风提供土壤,进一步污染原本就不够纯洁的教育界。教育的管理者并非摸不到穴位,而是急于事功,不愿面对难题。比如高考命题的改革,谨慎有余创新不足。部分省区独立命题已经8年,总是瞻前顾后,顾此失彼,非但没有体现课改的实效,没有实质的进步,而且起伏摇摆,忽冷忽热,令教师无所适从,丧失信心。高考命题改革步子太慢,有客观原因,如筑舍道旁,忧谗畏讥,但关键在于观念落后,“指挥棒”在手,没能服从课改需要,甚至阻滞了课改的实施。至于高校招生的一些改革举措,往往通过媒体“吸引眼球”,成为抢生源的技巧,如2011年的名校“电话门”及“状元之争”等等,格调很低,令人失望。


    看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历史,我认为最了不起的还是廖世承先生。 1919年,廖世承主持南高师附中教务时,引入美国的“道尔顿制”;一年之后,廖世承公开宣布他的试验失败,承认这种方法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当时教育界和学术界没有人指责廖世承,更没有人以此否定他在教育学术上的成就。在课改热火朝天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廖世承那样的识见与襟抱!如果教育界能把十年以来宣传的种种“成果”、“新模式”、“典型”及“新理论”放进甩干机过上一遍,我相信,下一个十年将会有希望。

【转帖】吴非:十年回顾与忧思(二)

 虽然以为自己见多识广,可是常有同行笑我孤陋寡闻。今年高考前一天,看了央视播出的对衡水中学的“高考特种兵”的专访,目瞪口呆,没想到中国竟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竟然也理直气壮。


 在这里,看不到教育的美,只有残酷。每天早上5点半学生就开始晨跑,不但跑,每个学生手上还拿着书,跑步间隙要翻看并背诵。青春年华,高考竟然是生活的全部。那名高三班长说:“高考形势严峻,你多拿一分,就可以在全省压倒一千多人,甚至更多。”——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当然不是学生发明的,是他的老师告诫的,是他的学校告诫的。只是从他的语气上,可以知道,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并落实在行动中了。在这里,学习不是为了养成好习惯,学习不再是愉快的体验,学习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学习成了艰苦的“创业”。


 看这里发生的一切,我无法把它和“教育”联系起来。既然如此,何必要把它称作“学校”呢?索性称为“创业基地”,或是“特种兵训练营地”,岂不恰如其分?怀特海说过,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在成年之后,学校留给他们的教育记忆,会是些什么呢?我不敢想。在那样的“教育理念”下,学生对社会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经历这样的教育,学生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么?能有高贵的气质和平等的意识么?把他们从小就教会要“压倒”别人,这是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么?


 有一年在某省,听说一些校长互开玩笑,甲说“我们学校是××省模范监狱”,乙校长冷笑说“我们是××省第一模范监狱”。他们所说的,是学校“封闭式管理”的“力度”。知情者说,这些校长并非没有廉耻,而是被逼的。谁逼的?家长、局长和市长。原因大家都知道,不劳我赘述。也就是说,学校的管理者不是按照教育的原理和教育的规律在办学,而是在种种压力下“苦心经营”。明说“经营”也就罢了,他偏偏要把自己装扮成“教育家”,他甚至还能总结出成套的“经验”和“特色”,向社会宣传推销。在目光短浅的趋利社会,这一套很吃得开。高考升学率上升,生源好转了,目的达到的同时,手段也会传遍社会,引发争议。这时候,必然有个“洗白”的阶段。于是各种有关“素质教育”的神话宣传,各种“科学管理”的秘籍介绍,把那些非理性的、反教育的折腾和蛮干全刷成了“以人为本”。


 不能因为办学条件差,就可以实行非人道的教育;不能因为学校的生源差,就只能用加班加点的办法来“缩小差距”;不能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就可以用超负荷的作业去折腾学生……总之,纵然你有一万个理由,你也不可以下手锯短木桶的一块板。


 现在,那些“锯短木桶第一块板”的学校,很多已走出了招生的低谷,“形势好转”,为当地的政府贡献了“政绩”,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意味深长的是:他们也开始知道要“洗白”。这说明他们内心也知道所做的一切经不起研究和分析,知道难圆其说。


 我到过的每一所“高考名校”,校长都会说出一套“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可是如果参观者按他的介绍去实践,肯定学不成,因为好多“经验”是靠不住的,甚至子虚乌有。听听这些校长私下说些什么倒是极有意思。南京有所名校校长曾开玩笑,说他的学校,派个有管理能力的包工头来当高三年级组长,招一群保安当高三班主任,升学率未必会下降多少;因为生源是一流的,而且高考是学生自己的事,只要有人管管他的吃饭睡觉和安全就行了。


 学校的教育行为是非理性的,通过这样的目标管理从当下的高考模式中讨了便宜,如果坦承是“生存之需求”,不作装饰,也没什么可说的,毕竟这一套还有市场。然而,教育界不可以因此丧失基本判断,助长功利主义的教育观。


 ——你可以说你以为应当这样做,你可以说你只会这样做,你也可以说有利益需要你这样做,你甚至可以说没有办法,因为有人要你这样做……但是,你不可以说这就是“教育”,因为这个词可不能玷污。

[转帖]吴非:十年回顾与忧思(一)

课改将迎来第二个十年了,对过去的十年,自然会有人去总结成就,即使没有说够,那些成绩也是抹不去的。至于展望下一个十年课改前景,我觉得可能先得把前十年反思一下。


 2005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我对课改充满信心》,有些老师认为那标题及内容好像不合我行文的习惯,但那个标题的确是我拟的。其时,虽然我已看到课改乱相的端倪,看出“狐疑之众,疲弱之师”的不堪其任,然而为自己的理想,为鼓励和我一样的教师,我当然要“表态”,要呐喊。再说,总体而言,我的确有信心与激情,因为教育毕竟在进步,文明必将战胜野蛮。我那时也想到所谓的“螺旋式上升”预期的不过是缓慢的进步,但毕竟是上升;只是我没想到会有后来的原地打转,甚至“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鲁迅《改革与习惯》)。回首这个过程,很感慨,付出那么大的精力,竟然达不到原先谨慎的预期。在我们中国,想做成一件事真是太难太难,不独因为锈死的转盘靠有数的英雄推不动,也在于看客太多太多,更有成群的经济头脑在盘算着“吃课改”。教育界对课改的态度,好像并不如未庄的“革命”,那群人好歹还把辫子盘在头顶,有些人的假改革不仅仅把辫子藏在心头,甚至公开地否认脑袋后有辫子,他甚至认为那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舵或方向盘。


 过去的十年,打着各种旗号行应试教育之实,已成流行病;见怪不怪,其怪也不败。 “跟风”与“弄潮”的永远不绝,教育界总是缺少踏踏实实的探索和理性的思考。去年,为编一本书,参阅近20年教育界的一些资料,看到那些过眼烟云,不禁想到几个词:“阵风”、“季风”、“龙卷风”……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史,在一些人那里不过是一部新闻报道集锦,打的是一场宣传仗。不仅几所学校,整个基础教育界的“成果”令人眼花缭乱:往往一个话题尚未吹热,一批包装精致的改革典型已经出现;一个设想刚刚提出,成本的“经验介绍”已经编好待发;处处“摆场子”,家家“搭台子”,花样一个接一个,验收评比延绵不绝……


 改革的人啊,如果你真的已在高空中飞过,为什么要那么刻意地在大地上留下一地鸡毛?

让语文闪动太阳的光泽

田间。老牛。日出日落,晨耕暮归。


夸父环顾着熟悉的四周。太阳,在透明的遥远的天边薄薄地镀了层金,天空被参差不齐的树林支撑着。他带着忧郁的神情望着过往的人群。他们来自何方,去往何处?他注视着那一条条沉默不语的道路,大地的尽头在哪里?他一直在想。


太阳一定知道大地的尽头在哪里。一天,日落的时候,他终于肯定了。追赶着太阳的方向,去问问它,大地的尽头在哪里?或许,自己能赶到那里。他跑了起来。向前,再向前。向着太阳,向着被太阳烧红的天边跑去……


——这就是“夸父追日”


 


小时候,读“夸父追日”,总觉着夸父有些可笑,他在追赶着一个永远也追赶不到的梦想,最后,渴死,累死……真傻!可现在,却会在眼前常常浮现夸父追日的身影,会一次次在心间描摹那一份悲壮与执着,甚至觉得自己也常常有着追赶的冲动和渴望。是呵,这坎坎坷坷的教学之路,着实让我体会到了那追赶的迷惘、追赶的艰难、追赶的幸福,让我想起自己不断追赶的历程……


 


曾经迷茫


和现在的青少年比起来,我的读书生涯似乎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小时候,第一次对书产生印象,是自己帮着外婆将一本本家藏的线装书往灶堂里塞:跳动的火舌亲密地舔着书页,温暖的火光映红了稚气的面庞。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让这一幕永恒地定格在记忆中,那火苗,是由书籍点燃……


文革十年正好是我从读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十年,幸好父亲管理着当涂一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由于家中住宿艰难,图书馆的藏书处便成了我的“卧室”:层层叠叠的书架,老旧的木质隔栏,黄昏时的斜阳散发着静穆的光芒,踮着脚抽出的书卷上跌落的尘埃如同黄金上的斑点。我不敢说自己曾经在那儿阅读了多少作品,只是在同龄人当中,我幸运的成为了翻过较多书本的人。走出中学的校门,我便懵懵懂懂地走向了“广阔天地”。


1979年——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那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年份——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头,我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才算真正开始读书。像许多被饿坏了的人一样,那时读书纯乎饥不择食,什么都读,至于为什么而读,读了又能干什么,全然不知晓。大学四年像赶着去看了一部电影,变幻的画面,跳动的镜头,湮染着苍黄的色调,而散场后又随着人群茫然的走出。


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四周是农田的乡镇中学,从教的第一个“礼物”是校长给我一本教科书和一盏油灯,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其实,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我和许多刚走上这个岗位的年轻人一样,也曾有过逃避的念头,考研、调动、出教育口是八十年代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的热门话题,这些,我都一一尝试过,又都一一碰了钉。


乡镇中学的三年是在恍惚迷茫中度过的,偶然有一天,县长来视察,我被莫名地拉去顶替别人上了一节课,那节《劝学》给县长留下了印象,据说是他巡视全县中学一个月中听得最精彩的课,也因为这个好印象,多少促成了我的调动。1986年终于回到了有着百年历史的母校——安徽当涂县一中,之后的生存状态也只在满足于有一份职业。


在经历了种种无奈之后,在一次次与学生的交往中,在送走一届届学生之后,渐渐的体会到了当一个教师的快乐,感受到做一个能让学生欢迎的教师的幸福,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了教师这个职业的崇高使命感、责任感,虽然我用了很多年才明白,才真正体会到教师的意义,但一旦觉悟,我便因做了教师而感到自豪,感到欣慰,我无怨无悔。同时,在了解了于漪、钱梦龙、蔡澄清、魏书生这样一位位语文教育大家的思想、历程之后,在看到一个个同龄的语文教师由“匠”成“家”的经历后,我便有了追赶的冲动。


 


一路风尘


   “想知道大地的尽头吗?跟我来!”


    夸父听懂了太阳的语言,看见了太阳的笑容。于是,他跑了起来。跑着,跑着。太阳在树林的后面,他跟了进去;太阳在山岗的后面,他跟了进去。迟疑。为何总是相差一步?


他想知道太阳落在哪里;他想知道大地的尽头在哪里。他累了。满身是汗。


 


带着最简单的愿望——做一个能让学生喜欢的合格的教师,开始了我的追赶:我从前辈们的身上学到的是敬业的精神,宽厚的为人,扎实的功底,感受到的是他们的人格魅力;我从同龄人的足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找到了自己奋斗的目标;我在年轻的同仁充满自信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也平添许多奋争的勇气。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当涂一中工作时与同在县城教书现在已是江苏名师的曹勇军先生结下的深厚的友谊。我们相处的八年间,几乎是每周都有一两次的促膝长谈,那时清茶两盏,香烟袅袅,抛开身旁的世俗喧嚣,只为语文,我们躲进小楼侃一通,既有雅谑风生,又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一节课的教学到一篇文本的解读,从国内语文教学的发展动态到西方教育教学的先进思想!许多年过去了,那种“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的情境,依然让我神往。他也一直成为我前行的一个坐标,一个追赶的最切近的坐标。1995年经安徽马鞍山二中语文教研组长吴业均老师(后曾为上海建平中学首席语文教师)举荐来到他所在的全省名校,在这以后的岁月中,自己追赶的目标多起来,追赶的视野也大起来。


从苏霍姆林斯基到皮亚杰,从教育目标分类学到现代建构主义,在一个又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词术语中,我开始读解着对教育的种种全新的诠释;既研究心理,又研究考试,既关注文学动态,又关注语文生态,我在一门又一门学科的穿行中去重新审视语文。一方面对各种语文教育理论、教育思潮进行实践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对语文教育外部环境、相关领域及内在机制作系统的观照;一方面对语文学科独具的特性及本质进行深入地研究,另一方面也对语文教改的走向与未来使命作纵深的探讨。在对这些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苦苦追赶中,我欣喜的发现自己长高了:开始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教育实践,开始试着写下了第一篇教学论文,开始关注起自己教学中的案例。进而,能够从不同角度观照语文教学,开始树立起科研的意识。1999年在市教研员马云霞老师的带领下,尝试着参与主持省级课题“高中语文选修课研究”的研究工作,并主编了选修教材《诗词欣赏入门》,该课题参加由全国中语会组织的第一届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实验经验交流会获综合成果二等奖。之后,先后主持两项省级课题研究,2002年主持省级课题“高中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养成教育”,2003年又主持省级课题“网络背景下,高中语文阅读和写作的教学”。每一个课题的设定,都折射出自己正在追赶的印迹。


曾经为题海所困、为补课所苦的我,常常在心中萦绕着这样的问题:如何把教师从沉闷、刻板的教学程式中摆脱出来?如何让学生从练习、考试、分数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如何使语文教学投入少产出大,提高教学的效率?一句话,母语习得的规律究竟是什么?我曾百思而难得其解。这让我去追赶最科学的教学方法。


追赶,让我明白了“眼中有人”的重要。我试图把课堂的主人让给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变单一的知识传授过程为师生双向交流的过程,变简单地师问生答为师生共同讨论,这些便成了我教学中一种自觉的行为;我开始将语文教学与学生的人格培养结合起来,试图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强化学生的自主意识、渗透人文的精神,以塑造健康人格为目标,这些又都成了我教学中不变的精神内核。还是追赶,让我懂得了“把课教活”的意义。认真思考教学的每个环节:备课预习时,要求吃透教材,善于发现教材的疑难问题;教学设计上,力求精于剪裁,找准教学的切入点、突破口;课堂实践中,适时点拨,擦亮学生思想的火花,强调实践,留给学生更多的动手机会。语文教学目标更科学了,教学方法更合理了,语文课也真正上成了“语文课”。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教学的课堂里笑声多了起来,学生越来越喜欢上我教的语文课,自己在课堂上也日觉挥洒自如了。以后的日子里,各种教学比赛接踵而来,在市、省优质课评比中脱颖而出,终于有机会在2000年受省中语会、省教科所推荐委派,代表安徽省参加在昆明举行的第三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天道酬勤,《一碗阳春面》一课征服了评委,也折服了听课的师生,荣获高中组一等奖的第一名。


其实,最需要追赶还是我的学生。教育的实践让我懂得,理解学生,爱你的学生比你教给他知识更为重要。别以为他们幼稚,别以为他们简单,走近他们,你就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从教以来,我几乎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带过文科班也带过理科班,带过水平参差的平行班,也带过积重难返的问题班。在和学生一起的日子,我试着去琢磨电子游戏的魔力,试着去欣赏港台歌星的让人着迷的歌声,试着去读解武侠小说带给人的追魂夺命的功力,也试着去玩味卡通画册的叫人痴迷的原因,……我以为只有当你和他们的生活同步,和他们的节奏相应,你才能触摸到他们的脉搏,才能走进他们的心灵,才有可能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因此,你的课堂里才能充满他们欢快的笑声,你的教学才能在他们心里产生共振;进而,作为一个教育者,你才能去引导、感染、教育、改变他们……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一个中学教师没有当班主任的经历是一种遗憾,因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性人格的培育。事实上,一个教师所能做成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包括喧嚣嘈杂的社会心态,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我们至多在精力许可的时间范围内,守住校园的一方净土,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格人性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幸在二十年的班主任工作中,竟一一取得让人欣慰的成绩。最令我骄傲的是2002年担任学校省首届理科实验班的班主任工作,面对水平齐整、素质优秀的学生,积极探索管理策略,力求在细节上下功夫,对这些“响鼓”既有“重敲”,更讲究“巧敲”,做到“敲”有方向,“敲”到点上,“敲”出节奏。三年过去,该班38人获得数理化生奥赛省一等奖26人次,国家奖六人次,2004年高考考取北大、清华有十一人,成为一时佳话。


一次次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程程的追赶似乎也在悄然改变着自己的角色,荣誉有时在你不经意时纷至沓来,1998年获得全国中语会颁发的“全国优秀语文教师”称号,2001年获得市师德标兵、市优秀教师,2001年获省“教坛新星”称号,2003年获安徽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称号,2004年评为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教师。但我清醒的意识到:追赶远没有结束,追赶永无止境。


 


寻找“绿色”


让我依然回到“夸父追日”吧,故事的结尾是夸父渴死了,可他随身携带的木杖,却化作了绿叶茂盛、鲜果累累的桃树林。人们说,那是夸父留给后世的理想追求者在漫漫长路中遮阳蔽雨、充饥解渴的。


 


作为始终坚守课堂、直面学生的语文教师,我始终渴望语文教学充满“绿色”,充满生命的活力,我以为我能做的就是要聚焦课堂,换言之,就是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教”问题。因为,语文课堂是实施教学的主要平台,是师生交流的重要空间。激活课堂,便打通了交流的通道,营造了有效的活动空间。因而,激活课堂,不失为让语文教学走出低谷的根本之举,也是语文教学适应时代发展的有效途径。


那么,如何才能激活课堂,释放出师生交流的最大能量,营造出课堂学习的最佳效果呢?我的体会是——


活而有“新”。求新,是激活的保证。“把课教活”,无疑是试图在沉寂如死水的旧的语文教学模式中注入一股活水。首先,它要求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思维要新潮。新时代的教师要能赶上时代的要求,应合时代的节拍,这样才能引导学生向善向美,而不能落在学生思维视野的后面。其次,它要求教学的内容要新鲜。教学的每一个目标都要能引逗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内容的新鲜,并不一定要另起炉灶,找米下锅,在旧瓶(教材)之中装入醇香的新酒便是一法,即拓宽教材的容量,加大教学的密度,或变化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进行教学。再次,它要求教学的方法要新颖。要善于调度教学的形式,变换教学的课型,充分利用各种新颖独到的教学手段,尤其是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教学形式提供越来越丰富的选择,多媒体演示、网络互动等等,都能为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服务。


活而有“深”。求深,是激活的关键。那种以为“活”就是领着学生蹦蹦跳跳,唱唱念念,图个热闹的观点,是对“活”的一种极大的误解。把课教活,实际上是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扎实的功底,较好的教学机智,非凡的应变能力,娴熟的教学技艺,这些应成为试图把课教活的教师所追求的境界。通过教师缜密的设计,精心的安排,使学生能在有限的时空内获取更多、更新的系统化的知识;通过教材搭建的平台,引导学生探求有思考价值问题,获得有持续性的教益。离开了求知的深度和广度,“活”也就显得层次低、效率差了。


活而有“效”。求效,是激活的目的。效率是教学的生命,“活”,就是要多方考虑到“听说读写”的最优化组合,相机穿插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诸多能力,使学生能够全神贯注地、积极兴奋地获取知识,体味到接受新知识的愉悦,使之记得牢,学得快,用得活,变苦学为乐学。


   


有两位诗人在神游了邓林之后,各留下一首气贯长虹的诗行。


“……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既然追不上了,就撞上……”(余光中)


“他才一上路/便已老了/因为青春就是太阳。”(杨炼)


从茫然地追寻太阳,到偶然的撞上太阳,再到勇敢的成为太阳,实在是攀援向上的象征。超越昨天的自我,就成为了另一种逐日。这便是夸父追日。我常常想,倘若一路追赶的我,也能在教育的生涯中化成一丝绿,留下一点荫,此生也就无憾了。